2020-11-18 08:51:03
柳風詩社創始人之一邱崗。 陳欣瑤 攝
柳風農民詩社日常活動現場。 資料圖
陣陣秋風拂過成都平原的西沿，一眼望不到頭的是剛剛收割完畢的田野。仍然濕潤的土地上散落著一簇簇金棕相間的稻茬，默默提示著此前熱火朝天的秋收場景。
這里是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部的七里社區，原屬柳街鎮。在2019年底的鄉鎮區域合并過程中，柳街鎮正式撤銷，包括七里在內的15個社區并入石羊鎮。雖然區劃意義上的“柳街”已成過去，由這方水土哺育出的民間文化實踐仍然耀眼。
2003年，“柳風農民詩社”在原柳街鎮誕生。2008年，原文化部將這座偏遠的小鎮命名為“詩歌之鄉”。2014年，源于當地的“川西柳街薅秧歌”入選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歌入耳、詩文走心，“七里詩鄉”逐漸成了遠近百姓心目中回歸人文田園的好去處。
站在村口，遠遠走來的正是“柳風農民詩社”的創始人之一，65歲的邱崗。
“這兒春天有菜花節，黃澄澄；夏天有詩歌節，綠油油；秋天有豐收節，金燦燦；就現在這個時候，不夠美！”自豪之余，邱崗也有些遺憾。
有感而發，與邱崗同行的詩社成員康洪以稻收為題，詠出了一首樸素有味的即興詩：
“春種滿田皆碧綠，秋收遍地是黃金。
農民最喜豐收路，白米干飯暖人心。”
盡管年過七旬，康大爺的朗誦仍舊流暢而嘹亮。
鄉親自己的詩社
談起當地的詩歌淵源，同為柳風詩社創始人的周興強有說不完的話。
“我們小時候哼童謠，大了喊薅秧歌，連村干部講話也常常夾著自創的打油詩。用詩歌表達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提到打油詩，周興強立馬拈來一個例子：“‘干部不合產量低，夫妻不合兒女細’，還押著韻！”
正是在這樣活潑的民間文化氛圍下，2003年，邱崗、周興強、程光林、劉宗德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柳風農民詩社”。社名中的“柳”，取自柳街鎮名；“風”則寓意當地的詩歌風氣與民間傳統。
十八年間，柳風詩社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發展到了如今的100多人。成員中既有80多歲的老者，也有20出頭的青年。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的在家門口務農，有的在場鎮上開店，有的跑短途運輸，有的長期在外打工。
“有社區干部，還有大學生吶！”社員們紛紛補充道。
詩社的核心章程只有兩條：第一，只有本地人可以加入詩社；第二，詩社自籌自辦的刊物只登載成員的作品。不過，“本地人”這個概念，也稍稍留出了靈活空間。正在鎮衛生院工作的青年成員尹旭，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他是崇州人，但是因為酷愛詩歌，專程來到詩鄉參加了工作，”邱崗笑著解釋：“既然扎了根，自然就可以入社了。”
制定兩條規則的初衷，是保護當地的農民詩歌傳統。“我們想在這片土地上，把‘自己’做大，讓家鄉的文化印記代代相傳。”邱崗補充說：“那時候還沒有搞‘文化品牌’的概念，我是鎮里的文化站站長，辦詩社既是順應內心，也是一份責任感。”
1955年出生的邱崗，將自己對文學的喜愛描述為“與生俱來”：“初高中時候，我就是班里的語文課代表。”走出校門，邱崗先后在信用社、鄉鎮企業辦公室工作，還當過磚廠廠長、建筑隊長。這些工作盡管都是當時“很掙錢的肥缺”，在邱崗看來卻并不那么理想。1990年，鎮綜合文化站成立，鎮黨委書記幾經斟酌，挑中了邱崗擔任站長。
在這個崗位上忙碌到退休，邱崗在勞累之余，更覺充實。
個人藏書1500多冊，創作詩歌200多首，常年編印詩集詩報，始終堅守在民間文化的第一線——2019年，在由中宣部、農業農村部聯合指導的“鄉村閱讀榜樣”全國評選中，邱崗脫穎而出。頒獎彩排時，被建議用普通話發言的邱崗悄悄對記者吐了一句苦水：“不用家鄉話，就沒有那么盡興。”
柳風農民詩社社長兼黨支部書記、柳風藝術團團長、都江堰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直到現在，邱崗身上仍然擔著許多身份，也有許多想做的事情。“溫飽解決了，農村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就顯了出來。”他說：“民間詩歌不應該僅僅是少數人的愛好，應當吸引更多人學詩、寫詩，對自己的家鄉充滿自信。”
當代農民田園詩
柳風詩社的田園農民詩不拘體裁：既有古體，也有新體；既有詩，也有謠；既有順口溜也有民間曲藝。
“把勞動寫成詩，格外有生氣。”周興強引了另一位創始人程光林的《六畜興旺旺旺旺》：“‘犁落天邊一輪月，逗得雞公驚叫喚’，就是在寫干農活時起得早。”
隨時記錄勞動中的所見所聞，即興抒發生活中的所感所想。詩社成員們聚散有節，正如專長古體詩的王慶輝所寫的那樣，是“忙時各自勤耕種，閑來相聚共吟哦”。
農民詩人們紛紛表示，這樣的詩歌風味，離不開當地薅秧歌的悠久歷史。
“黃鱔出洞尾巴搖，你唱秧歌我來解，
天上唱完唱地下，一家一家唱起來。”
這段歌頭來自邱崗等人整理而成的民俗節目《柳街薅秧歌》。所謂“薅秧”，指的是清除稻田中的雜草。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中，為了調劑體力勞動的單調與重復，也為了統一鄉親們的動作節奏，“薅秧歌”應運而生。
石羊鎮位于成都平原與岷山山脈的交匯處，緊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清康熙年間，來自湖北等地的移民大量遷入，形成了本地與外地，漢文化與藏羌文化的融合。當地薅秧歌誕生于七里壩、鄔家壩一帶，既有藏羌民歌的韻味，又有岷江號子的風范，更融入了四川曲藝的腔調，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
“拿著爪爪兒，看到什么唱什么。”邱崗解釋道：“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都是素材。”
作為勞動號子與地方民歌的結合，柳街薅秧歌同樣表達著勞動者的喜怒哀樂。從奇聞逸事到兒女情長，田間歌海給了每個人分享心曲的契機，釀造出了充實的原生態口傳文化。
盡管人力薅秧已在農業機械化的浪潮中退場，這種心口相應、言之有物的文藝品味，仍在當地人的文藝觀念中一脈相承。
讀得懂、接地氣、合乎“我們的口味”，是柳風農民詩的首要追求。在通俗之余，柳風農民詩同樣看重民歌與文人詩的結合。
除了唐詩、宋詞等古體詩經典，已有百年歷史的現當代中國新詩，也是柳風農民詩重要的文學源泉。“用新詩表達田園生活，既要和時代合拍，也應做到古典田園詩那樣的清新脫俗。”作為詩社新詩寫作的代表，楊奇旭格外看中雅俗共賞。
至于什么樣的書才是“好書”，從四大名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村題材”，成員們也有許多一致的看法。
今年77歲的王登元，尤其擅長順口溜。“我最愛看趙樹理的《三里灣》。”他說：“有農村生活，有人物性格，有鄉土味兒！”在王登元看來，盡管是半個多世紀前的故事，如今讀來仍然貼切，甚至超越了南北方的地域區隔。
《保衛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用社員們自己的話說，這份“愛讀書目”中，有他們最喜聞樂見的“正能量”與“英雄氣”。
詩歌講座、讀書會、現場命題作詩賽、微信詩歌接龍……在詩社里，農民詩人們不斷接受著新的文學滋養，澆灌著別開生面的“當代農民田園詩”。
詩社帶來新變化
主動尋找、主動邀請，是多年來邱崗吸收新成員的秘訣。
現在的副社長楊奇旭就是被詩社“發現”的。
1960年代，讀小學的楊奇旭遇到了一位下放到農村的大學老師。直到楊奇旭高中畢業，這位老師不斷拿出書來，指引學生從當代讀進古代。楊奇旭養成了走到哪兒讀到哪兒的習慣，就連農閑時外出打工，也要背回好幾本新書。
2004年，聽說市文化館的老師來鎮上講文學課，楊奇旭趕緊跑去聽了個飽。下課時，他借來紙筆寫下一首七律，當場得到了老師的贊許。這次經歷重新點燃了楊奇旭心中的文學理想：“我想起自己寫出過在全縣中學巡展的作文，覺得可以真正拿起筆來。”
讓他既意外又欣喜的是，第二天，邱崗便來動員他入社了。
就這樣，楊奇旭開始邊打工，邊寫詩。2006年9月8日，在成都參加杜甫草堂詩歌活動的楊奇旭，見到了正在簽名售書的臺灣詩人余光中。“我也買了一本，排了一個多小時才簽上名。”楊奇旭說，這本書自己“一讀再讀，越讀越有味”，從此“愛上了新詩”。
近年來，楊奇旭陸續出版了3本詩集，更在2018年加入了四川省作協。
在詩社的成員中，還有1/5是普通的農家婦女。她們在工作、持家之余寫詩，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擅長填詞的張世瓊便是其中之一。
出生于1973年的張世瓊，在柳街中學的食堂工作：每天凌晨4∶30起床，忙活學校里的早、午飯；下午回家休息幾個小時，再接著忙學校里的晚飯。工作中用手機記下靈感，家務中在小本子上寫下詩句，張世瓊說，這樣“忙里偷閑”寫詩的日子，也已經持續了十多年。
“桌子上、窗臺上、柜子邊，家里的每一個平面，我都在那兒寫過詩。”張世瓊有些不好意思。
說起寫詩給自己帶來的變化，靦腆的張世瓊話多了起來：“我們農村婦女要面對方方面面的評判。開始寫詩之后，我接觸的人不同了，眼界也不同了。”
年節里，在外打工的女成員們回到家鄉，總要盡可能地聚在一起。“我們談詩，談寫詩，也談生活。”張世瓊說，“總是親密得很。”
近年來，柳風詩社促成了家鄉的許多變化。建社起就開始舉辦的“元宵賽詩會”，自2015年起升級成了一年一度的“中國（都江堰）田園詩歌節”；越來越多已成名的詩人來到七里詩鄉，與農民作者們結起了“對子”；鎮域內的中小學紛紛成立學生文學社團，孕育出一批又一批文采初現的“詩苗”。繼2018年成為首屆“中國農民豐收節”分會場之后，今年的詩鄉又被第六屆“中國詩歌節”選為分會場，再次迎來了農民文化社團的高光時刻。
打造詩歌與非遺元素相結合的特色小鎮，是接下來石羊鎮發展“全域旅游”的關鍵所在。為了進一步推廣農民詩與薅秧歌，詩社的衍生組織“柳風藝術團”也越搞越紅火。薅秧歌成都市級傳承人楊久長，便是如今藝術團的副團長：“團里有30多個人，把大伙兒創作的東西表演出來，把故鄉的非遺藝術帶上臺，讓更多人看得到！”
作為當代文藝的一種鄉村表達，柳風詩社及其農民詩正在詮釋著鄉村群眾文化活動的新空間。
正如柳風農民詩所說的那樣：“有故事的風景，最讓人留戀。”
記者 陳欣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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