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2 15:26:16
南廣陽城村外景。 資料圖
北京市房山區拱辰街道的南廣陽城村，原本是京西南城郊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村子。2009年，因地鐵房山線的修建，需整村拆遷，南廣陽城村被推進城市化的洪流。2016年9月村民回遷，南廣陽城村又成了地鐵廣陽城站旁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小區。
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區，回遷3年，卻沒發生一起12345熱線投訴，小區里秩序井然，地上無痰漬、車庫像展廳、樓道像客廳，村民間其樂融融，不僅一改人們對回遷小區“臟亂差”的刻板印象，甚至解決了很多城市社區治理的難題。
隨著現代化、城鎮化的發展，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村民進入小區，搬上樓房。如何實現村民變居民的平穩過渡？看看這個只有3棟樓、585名村民、418戶租戶的小區，是如何做到的。
你想要個什么樣的村莊
——黨建引領，發動群眾制定新居“契約”
回遷小區什么樣？
吳永港可是有深切的體會。作為南廣陽城村的一分子，村子拆遷的6年間，他在外面租房住過3個回遷小區。前兩個還好，最嚴重的一個“簡直是臟亂差的代表”，小區綠植拔掉改種蔥，兩棟樓之間搭棚子，通道、步行道被占，還要隨時小心“蹦”出來的寵物們……
吳永港的遭遇不是個例。“在很多人印象中，回遷樓就是‘臟亂差’，其實很多商業小區管理得也不好。”2014年，開始準備回遷之初，南廣陽城村黨支部書記石印起就意識到，“我們能不能避免戴上回遷小區臟亂差的帽子？回遷后，我們怎么管理自己的小區？”
為了這，村“兩委”可沒少去周圍管理好的小區“取經”。
“但小區要想管得好，光靠村‘兩委’外出學習，回來定制度要求村民執行，那就成簡單的制度上墻了，這樣肯定不行，強扭的瓜不甜嘛！”石印起說，其實村民們在外面漂了6年多，或多或少都會對所在小區的管理有所不滿，大家肯定都向往好的生活，必須喚醒老百姓向往好環境的內心驅動力。
答案需要全體村民來找。村里隨即開展一場“大家希望新家園管成什么樣”的大討論，村“兩委”班子請黨員和村民代表們征集所有村民的意見。
“拆遷過渡期，九成村民是在附近租房，大家散住在39處，最遠的住到了通州。”村支委吳永洪說，但接到任務，黨員和村民代表們很快行動起來。“有幾家住得近，兩三里地，我騎上自行車就去了。”王翠平記得，她負責聯系的一戶人家住到了16公里外的閻村鎮開古莊村，她坐著公交去了，往返兩個小時。
“不能在小區里種菜”“不要養寵物”“得把小區的治安管好”“不要亂堆亂放”“車不要亂停亂放”……一條條意見由黨員和村民代表們傳達，匯集到村“兩委”班子那里，他們將這些意見梳理歸類后，反饋給村民，再次征求意見。
“充分討論、反復征求村民意見，并不是因為這些制度太不成熟，而是想碰撞出火花，形成一種契約，并通過反復征詢來強化他們的印象，讓這些契約真正走進村民的心里。”石印起說。
從2014年3月到2016年7月，由村黨支部牽頭，經過“先黨內后黨外、先代表后群眾”“三上三下”的研究討論，不斷地斟酌和修改，歷時兩年最終形成了小區管理辦法。辦法以南廣陽城村黨支部、村委會《致村民的一封信》的形式發布，共8章25條，涉及治安管理、環境保護、出租管理等多項規定，43名黨員和村民代表舉手表決后通過，由全村18歲以上村民在回遷時逐一簽字同意后生效。
43個手印，117份約定，585顆心。他們約定，要創造一個“整潔、和諧、有序的居住環境”，用自己議定的契約治理自己共同的家園。
一人、一戶、一族
——專項整治，發揮黨員代表帶頭作用
知易行難。雖然大家都在《致村民的一封信》上“簽字畫押”，但真執行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村民搬進樓房，最難轉換的是思想。”石印起覺得，農民普遍有一種“領地思維”，也可以說有種“會過日子勁兒”，盡可能地利用周圍的空間，所以很多小區會有毀綠種菜、種蔥，在樓道、電表箱存放鞋架、紙殼、咸菜缸等現象。
但住樓房跟以前不同了，出了樓門口都是公共空間，搬上樓了，思想也要上去。于是回遷后，村“兩委”由易到難，先清理樓道，再清電表箱、水表箱，再清理吐痰、自行車擺放等，針對一個個問題開展集中專項整治。
“其實要整治的問題很多，但不敢‘眉毛胡子一把抓’，怕逼得太緊，反而讓大家有逆反情緒。”吳永洪介紹，每一次集中整治開始時，村民會在群里看到通知，村民代表及時傳達。“7天時間是告知、提醒、教育，這以后還有不遵守約定的，就有處罰。”
“其實大家剛開始都在觀望，看簽的契約到底管不管用。如果一開始管不住，肯定會形成破窗效應。”石印起說，按照“有約必守、違約必罰”的契約精神，村里有明確的處罰標準，比如樓道吸煙、吐痰等情況罰100元，并將村民履約情況與福利掛鉤。此外，還會有“面子上”的懲罰，比如在單元樓門或微信群里曝光“某號樓某單元某戶違反某項規定”等，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曝光一次可就不好意思再犯了。
“提衣提領子，牽牛牽鼻子。”執行好這些制度，要有好的帶頭人。在守約踐約的過程中，南廣陽城村要求凡是要村民做到的，村“兩委”和黨員代表必須先行做到，全村33名黨員簽訂《一人一戶一族承諾書》，按照“一人、一戶、一族”的模式，先管好自己，再管好自己一家人，再管好自己一族人，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回遷之前，吳永港養了一只泰迪犬，但按照小區禁養寵物的契約，他只能把寵物送給別人。“當時真是舍不得！但書記、支委輪番來給我做工作，我也明白，作為黨員不能拖后腿啊，只能帶頭執行。”3年過去了，回憶起當時送狗的場景，這個快50歲的北京大漢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
幾輪專項整治下來，大半年后，小區治理就上了軌道。“這份管理辦法是村民們自己制定出來的，所以，執行過程中的阻力比較小。”不過石印起明白，“思想轉變是個大課題，革除舊俗、小農意識和領地意識，需要不斷用制度進行約束，讓他主動愿意改變。”
隨后三年時間里，南廣陽城村先后針對小區管理遇到的新問題，陸續形成了垃圾處理、樓道管理、停車、物業費收繳等方面的具體辦法，《車位管理的決議》《村民違反房屋出租規定的懲罰辦法》等12項管理辦法，形成人人遵守、人人踐行的一系列新契約，由黨員和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以后付諸實施，共同營造南廣陽城村人的美好家園。
一竿子插到底
——精細服務，村班子當好“物業保姆”
物業管理是社區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居民遭遇的矛盾糾紛大多是小問題，但日積月累、反復發作，會讓居民生活幸福感大打折扣。
“由于物業管理和服務存在種種問題，一方服務不到位，一方不交物業費，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很容易扯皮。”吳永洪說，在其他回遷小區，一般村“兩委”都是協助或者管理物業團隊，但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因此，回遷之前，村“兩委”就決定不聘請第三方物業，直接把物業工作抓起來。
把黨建融入物業的好處顯而易見。“村‘兩委’班子平移到物業，相當于把全村最強的管理團隊移過去了，這是我們對物業工作的重視。”石印起說，“我們一套人馬、兩套牌子，做到了物業管理一竿子插到底，中間不存在扯皮內耗，不僅減少物業公司的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能直接解決物業管理中出現的問題，服務村民百分百不打折。”
物業團隊的核心力量由村“兩委”班子4人組成，全天候為居民提供物業服務，隨叫隨到。村里還安排1名黨員和2名村民代表聯系一個單元樓門20戶，負責上情下達、下情上傳，有了問題單元門先解決，解決不了物業解決，實現了“自家人管理自家社區”“小事不出樓門、大事不出小區”的目標。
然而，這個決定當初做得并不容易，村班子內部也是“斗爭”了很長一段時間。
“物業本身就容易引起糾紛，并且村班子都沒有管理物業的經驗，管好了是應該的，因為村‘兩委’本身就應該服務村民。但管不好，很可能前功盡棄，不僅先前的威信喪失了，甚至影響村‘兩委’班子換屆。受累不討好，為什么還要做物業？”石印起回憶起當時爭論的焦點還記憶猶新。
正猶豫不決的時候，恰逢北京開展主題教育，落實敢負責、敢作為、敢爭先的“三敢精神”。最終，村“兩委”克服了畏難情緒，接管物業，并再次著手準備《致村民的一封信》。
“小區物業費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辦法，村民需在年初繳納一年的物業費，若本年度自住的是村民，當年年底將已上繳的物業費作為福利全額返還。而對于出租獲利的房屋，物業管理費則只收不退。”吳永洪介紹，這樣不僅讓大家增強“服務有償”的意識，也是方便對小區的管理。
“這樣也就不存在由于村民不交物業費，導致物業不服務的問題，只能是我們責任心不到所以服務不到。”石印起說，村“兩委”班子都是兼職做物業，服務事項多了，但不多拿一分錢工資，物業也不以盈利為目的，就是在有效管理的基礎上為村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給我的第二故鄉南廣陽城村點贊，他們發揮黨員和村民的智慧，把一個社會上的老大難問題——物業管理，搞得井井有條，小區干凈、整齊，村民滿意稱贊。”在“黨建房山”微信公眾號里，署名為“馮景蘭”的網友如此留言。本報記者 楊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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