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4 10:03:14
作家 馮積歧
開欄語：弘揚鄉村文化，啟迪心靈智慧。本報“鄉村文苑”副刊特推出新欄目《名家訪談》，以“弘揚傳統文化、服務鄉村振興”為主題，對話知名文化人物，用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方式揭示文化的力量。讓我們跟隨名家，一同感悟鄉村文化，守望鄉土情結，留住美麗鄉愁。
本期訪談嘉賓：馮積岐（曾任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主持人：范墩子（農業科技報記者、青年作家）
我喜歡和我塑造的人物親密接觸
范墩子：馮老師，截至目前為止，您已寫了不下10余部的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更是舉不勝舉。寫作中，您始終將目光對準在筆下的“松陵村”里，這樣選擇有什么目的？或者說，您對農村有著怎樣的感情？
馮積岐：是的。我出版的十二部長篇小說和發表的二百五十多部中短篇小說，其故事大都發生在一個名叫松陵村的地方。松陵村確實是虛構的，它如同威廉.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如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和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松陵村是小說的空間，人物活動的舞臺，也是我生活的背靠點。我以為，一個好的作家必須有牢靠的生活背靠點。我當過二十年農民，我的背靠點就在農村。可以說，對農村的胡子眉毛我都是稔熟的，因此，我只能寫我熟悉的生活。我覺得，我是一個經驗型作家，離開我熟悉的生活，就像人們離開了空氣一樣。這不僅僅是我對故鄉有深切的感情。
范墩子：長篇小說《村子》一直被您視為自己的得意之作。陳忠實先生在閱讀了這本小說之后，稱之為“中國鄉村社會生活演變的一部深刻而又真實的小說讀本”，作為作者本人，您想在這本書里表達什么？
馮積岐：我的長篇小說《村子》中所寫的農村二十年的生活，同樣是我親身體驗過的，改革的過程是我親自參與和經歷過的。當然，作為小說，其人物和故事都是虛構的，我當初的想法是：在社會變革中，寫出農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以及價值觀的變化過程。同時，我思考的是：治理農村需要的究竟是道德上的完善者，還是有人格缺陷的強者。
范墩子：您認為小說家本人和故鄉或者小說里虛構的人物應該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
馮積岐：我以為，一個好的作家應該和這個時代保持緊張的關系。這和我對故鄉濃厚的感情是兩回事。作者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是虛構的，都寄托著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我喜歡我塑造的每一個人物，喜歡和他們親密接觸。
范墩子：某種意義上說，您用自己高超的虛構能力，將千姿百態的現實濃縮在有限的空間里，為這個時代提供了一種格外逼真的現實。您覺得現代小說和時代有著怎樣微妙的關系？
馮積岐：作為一個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有責任去記錄時代生活，去表現時代生活。關鍵是要真誠，不要把偽生活留給后代。我經常思考的是，《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哪一個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或者說，都只是側面。我覺得，好的小說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好的小說家用文字把一個時代釘在了歷史的立柱上，過去幾百年再看，他所記錄的那個時代是接近真實的，他的人物依舊是活的。
范墩子：上周一是“世界閱讀日”，您認為閱讀對于我們當下有著怎樣的意義？對您影響最大的書是哪一本？
馮積岐：一個好的作家，一生都在讀和寫之中。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大師們構筑的文學高地，中國當代作家只能仰望，沒有人能達到。只有通過閱讀方能知道高峰在哪里？在泥沙俱下的當今，一定要讀好書。我寫了三十多年讀了三十多年。要說哪一本書哪一個作家對我的影響最大，我說不準。比方說，讀了福克納，我知道了怎么處理時間和空間，怎么結構。從陀斯妥耶夫那里，我學到了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
優秀的傳統文化多數在鄉村
范墩子：請談談您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切身感受。
馮積岐：我是沿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路走過來的。這四十年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的國家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首先是人的解放。改革開放以后，國人大都解放了思想，解放了觀念，解放了思維，解放了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我親歷了農村改革，親歷了生產責任制的實行，我深切地體會到，改革是一件復雜而艱難的事情。改革對個體來說，等于砍尾巴，是會有痛感的。1982年，我們那里實行生產責任制，分田到戶時，我在生產大隊當干部。當時，確實有一部分農民接受不了，就像我在《村子》中所寫的那樣，他們以為分田到戶就是資本主義，說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希望改革的農民畢竟是大多數，在這些農民和各級干部的堅持下，生產責任制還是實行了。改革真不容易。我們要珍惜改革成果。要實現民族復興，就要堅持改革，改革不動搖。
范墩子：鄉村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在今天，您認為該如何將很多優秀的鄉村文化傳承下來？
馮積岐：我們鄉村文化中的一些優秀的東西確實丟失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的價值評價體系失衡了。一些人的價值觀改變了。享樂和精致的利己主義成為一些人活著的手段和目標，因此，他們不敬畏天地，不敬畏生命，什么都敢做。而優秀的鄉村文化之所以優秀，其中，有好多東西如同懸在我們頭頂的一把利劍。它其實也是文化警界。可是，當代一些人無視警界，而且常常越界，這些傳統的優秀文化就如同擺設了。比方說，倫理文化，村社文化，養老問題，這些文化常識也失卻了。這并非全是金錢帶來的災難。過去的大戶人家，錢那么多，他們的文化堅守還是不錯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就是楷模。我也開不出什么方子來。文化是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總和。要改善這兩種方式，要從文化滲透開始，提高人的文化教養。人人都有教養，優秀的文化傳統自然就發揚光大了。
馮積歧，1953年生于陜西省岐山縣。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曾任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在《人民文學》《當代》《上海文學》《北京文學》等數十種報刊發表中短篇小說250多篇（部）。出版長篇小說《沉默的季節》《逃離》《兩個冬天，兩個女人》等12部。長篇小說《村子》獲陜西省“五個一”工程獎、柳青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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